z 因为此时没人知道这个高科技项目的产品是否能够打开市场，因而投资风险极高。
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macroprudential policy这一表述，这是一个包括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目标、评估、工具、传导机制与治理架构等一系列组合的总称，与货币政策是并列的，而监管只是这一框架中涉及到具体执行的一个环节，因此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要远大于一般意义上的监管，宏观审慎监管的表述并不准确和全面，应更广泛地使用宏观审慎政策这一概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针对系统性风险，应强调的是强化微观审慎监管者的宏观审慎视角，因此并不必要对监管框架做大的调整。
摘 要：我们认为，是否有利于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当前研究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十分重要的出发点和视角。基于此，我们可以对几种可能方案的利弊进行比较。应围绕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构建起新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跨时间和跨空间两个维度，相应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也分别针对时间轴和空间轴来设计。危机以来全球对此已进行广泛反思。
具体来看，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简单实行混业监管难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分业监管体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一是难以避免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二是容易引发监管套利，三是容易形成监管割据。保持现有的一行三会格局不变，成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一行三会都参加，发挥咨询议事功能，并负责综合协调。继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也成为首位中国籍IMF副总裁，这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争取人事权所获得的重大突破。
但未来东亚货币秩序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日元和人民币的潜在竞争，而人民币在东亚的崛起也首先需要在10+3机制下协调与日元的关系。(15)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86)吴乐珺、黄文帝：《李克强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30日，第3版。对于该行的具体制度设计，有中国学者建议初始资本为500亿美元，以财政部作为出资主体，可使用人民币、外汇储备或两者各占一定比例的形式出资，可效仿IMF特别提款权的模式，采取以多种货币入股的模式，推动人民币走出去。
尽管这些金融机构的职员并不直接代表本国利益，但大量中国籍人士出任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有助于将中国理念和价值带入这些机构，从而能够隐性地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领域的话语权。(57)2010年的巴西利亚峰会是一个重要突破，与会成员国首次提出要求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对有关区域货币机制进行研究，同时为便利四国贸易与投资，将研究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包括四国本币贸易结算等。
(64)卢静：《后金融危机时期金砖国家合作战略探析》，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6期，第102～116页。货币互换是双边层面上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对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能够起到重大作用。中国在该机制下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合作，从而促使金砖机制成为护持人民币崛起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81) 第二，建立区域性贸易和投资的结算支付体系。
2009年，俄罗斯与中亚各国贸易约一半的份额是使用卢布进行支付结算的，美元在贸易结算币种中已退居第二位，俄罗斯希望卢布来充当中亚统一货币。(90)尽管这些机构也可能使用美元，特别是在最初阶段还可能将以使用美元为主，但是这些掌握在自身手中的国际金融机构将很容易实现币种更换，从而成为服务于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制度框架。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经济规模先后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既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与自身实力的不匹配程度日益明显，这显然不利于人民币的崛起。如何弥合金砖国家的内部分歧，不断升级金砖国家货币合作的水平和效率，考验着中国的政治领导能力。
(33) 第三，推动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国际货币职能，以弱化美元作为国际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国会至今仍然拖延有关IMF和世界银行份额权改革方案的表决。
东亚正呈现出一种制度过剩的局面。(30)比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一直是G7的被告。
面对周小川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倡议，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即表示美元依然坚挺，没有必要设全球货币取代美元。虽然东亚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地区性金融和货币危机冲击了G7的合法性，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领导的发达国家垄断国际货币治理的基本格局。在这一制度治理结构下，其他货币的崛起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18)在国际层次上，由于无政府状态下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中央权威来对某种国际货币进行强制使用，发行国就只能通过国际制度安排来锁定该种货币的国际地位。在国际层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践行的是对既有制度体系的融入而非改造。首先，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推进本币贸易结算，以实际行动增加自身货币使用，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制衡美元霸权。
对于中国货币权力的最新研究，参见Eric Helleiner and Jonathan Kirshner, eds., The Great Wall of Money: Power and Politic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91)国际货币的职能有三种：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存，分别对应于官方层次的驻锚货币、干预货币和储备货币。
(17)制度学派中充满了对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的探讨，参见Gerard Alexander,"Institutions, Path 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3, Issue 3, July 2001, pp. 249-270; Paul Pierson,"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June 2000, pp. 251-267; Kathleen Thelen,"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Issue 1, 1999, pp. 369-404; Stephen E. Margolis and S. J. Liebowitz,"Path Dependence, Lock in and Histor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Organization, Vol. 11, Issue 1, April 1995, pp. 205-226。其次，全球金融机构的份额权和人事权改革至今没有实现。
第三，互换的币种大都是美元，依然存在对美元的高度依赖。(12)何帆、李婧：《美元国际化的路径、经验和教训》，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第269页。
(99)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当前在乌克兰事件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以及俄罗斯在美国金融制裁的压力下，有着强烈的去美元化的动力，(10)但是俄罗斯也谨防人民币在中亚的扩张，进而影响到卢布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人民币以强大的中国经济为后盾，将自然拥有比卢布更强的市场吸引力。卢布在俄罗斯与中亚各国贸易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David M. Andrews, 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77)上合组织银联体正式成立以来，各成员国积极协作，为成员国的能源、农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重要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使银联体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融资平台。
(87)中国政府曾建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各成员国按一定比例出资，然而俄罗斯更倾向于借助其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来展开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因而建议上合的职责应仅局限于安全方面，反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的成立。(59)马黎：《金融合作的共同诉求——解读〈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载《中国金融家》2011年第6期，第60页。
(40)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很早就预测的，美国将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最保守的力量，(41)它将成为体系维持者和特权享有者。战争和危机往往是改变既有权力格局的最好催化剂。
国际关系学中的自由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制度所发挥的公共服务的功能，他们认为，国际制度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重复性博弈的平台，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国际制度因此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公共产品。作为IMF和世界银行的核心创始者，美国一直在这两大金融机构中享有高比例的投票权和份额权，并且是唯一享受否决权的国家，而中国长期以来在这两个机构中处于边缘地位。
⑥参见Jonathan Kirshner, Currency and Coerc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96)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教授朱杰进曾多次提醒笔者注意，金砖开发银行的制度设计预示着这个机构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言以蔽之，在国际货币领域，中国如何通过权力分享和利益让步，团结去美元化的国际力量，成为新的制度体系的领导者，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全面崛起，还需要漫长的学习借鉴和经验积累。(42)Michael Mastanduno,"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 U. S. 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 2009, pp. 121-154. (43)李巍：《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53～54页。
在区域层面，欧元作为一种超主权货币，其诞生到成长的每一步都是通过欧洲货币联盟的制度设计来赋予其合法性。由于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政治领导能力仍然相对有限，而且遭遇到的阻力也非常巨大，中国服务于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外交的重点不是推动全球层面的改制，而是在区域层面的建制。
除了份额权改革外，中国还积极推动这些机构的人事权改革。其中，中国在IMF中的份额权重从3.994％升至6.390％。
其中，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由创始成员国平等出资。(72)王军：《如何加快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5月5日，第29版。
